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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宓与凌道新的师生情谊

作者: 来源: 日期:2015/5/15 0:06:53

2013年12月10日 15:43 来源: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 作者:凌梅生 傅 翔 原题:学侣重逢最爱君——吴宓与凌道新

凌道新

吴宓先生和凌道新先生相识相交于上世纪四十年代。吴宓先生早年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,主编《学衡》杂志,梓行《吴宓诗集》,是学贯中西、融古通今的学界泰斗和一代宗师。凌道新是吴宓先生深为器重的学生,1957年被打成“右派”,在“文革”中被迫害致死。

凌道新,江苏镇江人,1921年4月11日出生于辽宁省巨流河(今辽河),五岁时随父由辽宁大虎山迁居天津,先后就读天津南开中学和耀华中学。1940年,凌道新同时考上北平燕京大学、上海圣约翰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,最后入读燕京大学新闻系。1941年12月底,日本偷袭珍珠港,燕大为日军占领,多数学生被逐出校园。1942年燕大在成都华西坝复校,凌道新辗转来到成都,继续学业,1946年毕业后任教于华西协合大学外文系。吴宓先生于1944年来成都燕京大学任教,凌道新遂成为吴宓先生的学生,常亲聆教诲,将自己的作品呈请吴宓先生评正,其学力和才识甚得吴宓先生青目。

1952年“院系调整”,凌道新从成都华西大学调至重庆北碚西南师院,与先已在该院任教的吴宓先生再次相逢,并先后同在西南师院外语系和历史系任教。在缙云山麓,嘉陵江畔,师生二人朝夕相处,学谊日深。他们在精神志趣方面颇多共通之处,都熟谙本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诗词,又于英美文学和西方文化有深厚造诣。吴宓先生曾夸赞:“在本校,甚至在四川,英文最好者,宓认为是凌道新。其人,籍镇江,生长天津,学于英华书院及燕京大学,宓与寅恪之学生。久在Millard’s Review投稿……其中文诗亦甚好。”

1952年至1957年“反右”前这段岁月,吴宓先生和凌道新往来密切,谈诗论学,中西比较,交流甚广,凌道新也有更多机会分享吴宓先生的学识与洞见。吴宓先生在日记中常记载二人扺掌而谈的情形。有时“凌道新来访”,有时吴宓先生“访凌道新”,在凌道新室“茗谈”、“叙谈”、“久谈”、“久坐”,“至山上凌道新室中共度中秋”,在校园和凌道新“游步”、“月下步谈”,或“偕凌道新同行”访诗友。

凌道新的妻子傅启群

1956年凌道新结婚,吴宓先生是主婚人,特意赋诗《贺凌道新仁弟新婚》。诗云:  

学侣重逢最爱君,清才夙慧业精勤。  

早能敏悟明新理,今更钻研识旧闻。  

木秀于林行负俗,鹤鸣在野气凌云。  

同窗廿载中郎女,璧合珠联喜共群。

此诗作于1956年元旦,定稿于1967年,附注云:“九月十三晚检宓诗原稿(纸片未编汇存者),有此一诗。其中有四、五字尚未决定,待修改。不知当时曾否改好,曾否写成?九月十四日乃修改定妥,连注写上,奉弟珍存,以为此生之一纪念。”

吴宓手书陈寅恪《华西坝诗》

吴宓先生写诗的一大特点是喜欢自注,这首诗也不例外。第五句注:李康《运命论》:“夫忠直之忤于主、独立之负于俗,理势然也。故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;堆出于岸,流必湍之;行高于人,众必非之。”第六句注:《诗经·小雅》:“鹤鸣于九皋,声闻于野。”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:“相如既奏大人之颂,天子大说。飘飘有凌云之气,似游天地之间者。”

第七句注:“宓与傅毅生(葆琛)1912至1916同学清华并同级同年毕业。”“蔡邕之女蔡文姬,名琰。”注中的傅葆琛(1893—1984),成都双流华阳永安乡人,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,曾任华西协合大学乡村建设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,是凌道新新婚妻子傅启群的父亲。

全诗表达了吴宓先生对凌道新新婚的祝贺和卓越才华的赞佩。第五句“木秀于林行负俗”谆嘱凌道新虽才华出众,聪明过人,但峣峣者易折,佼佼者易污,要警惕树大招风,注意“敛迹”。未料吴宓先生竟一语成谶,凌道新在次年便被打成右派。

凌道新从小受教会学校的影响,穿戴考究,风度潇洒,一表人才,又深受传统文化精华之熏陶,儒雅斯文而又天真浪漫。纯粹的书生气质,使其丝毫未能觉察出时代风云和世态人情的变幻。反右前夕,吴宓先生告知凌道新:“闻于学校当局,谓宓代表顽固之封建思想,凌道新代表英美资产阶级之生活方式。”同时谆诫凌道新“且自有所警惕耳”。但凌道新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,直言己见,故难逃天罗地网,一夜之间沦为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”。

吴宓先生对凌道新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归结为:“受祸之诸人,或本才学优长,平日苦受压抑,如新等。而其人性行亦有缺点,过刚,而不善自藏。遂遭忌受谗,而罹于祸。”这里的“新”即指凌道新。吴宓先生本人之所以能逃过反右一劫,是因为他在反右中谨守“隐忍止默”的四字箴言,但是“此次幸免于难,然而残年枯生,何益何乐?”

凌道新罹祸后,被遣送到西南师院图书馆任西文编目、干杂务、打扫图书馆周围清洁,工资连降五级,从此人生之路经受了漫长的坎坷和不幸。面对人生最大的挫折,凌道新含冤负屈,愤郁至深。

吴宓先生对凌道新的苦况非常同情,顶着学校当局要他“注意阶级,划清界限,勿与右派凌道新来往”的压力,有时趁“月光黯淡,满天云遮”“私访”凌道新;甚或冒雨夜访进行劝慰。在处理右派分子判定会上,吴宓先生坦言对凌道新有温情主义,“除凌道新外,由反右之时期起,宓与右派分子无往来”,并极力为凌道新开脱说解。

凌道新由于劳苦抑郁,患肺结核住院。吴宓先生对此十分惦记,一日黄昏,吴宓先生沿公路步行约十华里,至北温泉附近之工人疗养院一零九室访凌道新探病。又某夜梦见凌道新,“疑为不祥”,次日“特往访新”。当得知凌道新在图书馆备受虐待时,吴宓先生感愤伤叹,“殊为新怜悯,恐其不永年矣”。为了让凌道新早日脱离苦海,吴宓先生常抓住机会向学校当局“谈说新之英文造诣实深,今若寻求良好英文教师,似可荐新任,赦其罪而取其才”。

吴宓先生和凌道新师生情谊深厚,吴宓先生逢十寿辰,凌道新都会赋诗祝贺。1964年吴宓先生七十寿辰,凌道新感赋七律二首,题为《寿雨僧师七十》。诗云:  

(一)  

诗伯今应四海推,温柔敦厚仰吾师。  

重吟老杜西南句,正值华封七一时。  

碧落定知魂寂寞,星河遥见影参差。  

霜蹄谁谓龙媒老,迥立苍苍问所思。  

(二) 

万里桥西往梦痕,何公巷口少城根。  

诗人怀抱谁同喻?赤子心肠更莫论。  

岂待枰收方胜负,未须柯烂又乾坤。  

炎威使杀秋凉动,可祝南山现寿樽。

吴宓先生对此诗十分欣赏,批注曰:“去年及今年,宓所收亲友学生之寿诗、寿词,当以此二首为最佳,以其情真事切,非同浮泛虚伪之谀颂也。”“1944至1945年宓在成都燕京大学(国文系)任教授时,居住文庙前街何公巷之一室,该处为燕京大学男生宿舍,道新亦居住其中。宓屡见道新,每晚,就过道处之一煤油灯,读《吴宓诗集》而异之,此为宓与道新订交之始,今二十年矣。”

1966年,“文革”爆发,吴宓先生心怀恐惧和凄惶,认为中国数千年之德教习俗、学术文化,都面临着被彻底摧毁的命运,“伤中国文化之亡,黑暗时代之降临”。凌道新则对命运悲感莫名,心怀悲慨,觉得自己“折磨将死”。凌道新有一纪念锦册名《珍珠船》,上有缪钺、周汝昌、黄稚荃等诗友的题诗,遂请吴宓先生题诗于《珍珠船》,以作为纪念。吴宓先生欣然应允,遂恭笔正楷将陈寅恪先生1945年在成都所作《华西坝诗》题写于该锦册。陈寅恪诗曰:  

浅草平场广陌通,小渠高柳思无穷。  

雷奔乍过浮香雾,电笑微闻送晚风。  

酒困不妨胡舞乱,花娇弥觉汉装浓。  

谁知万国同欢地,却在山河破碎中。

其后吴宓先生题跋:“右录陈寅恪兄1945年夏日所作《华西坝》诗为道新仁弟留念。时吾三人皆在成都燕京大学。”

昔时的华西坝钟楼荷池,高柳鸣蝉,绿草清溪,风景如画,虽国难深重,而弦歌不绝。《华西坝》诗表达了陈寅恪先生忧时伤世的情怀和对国家命运的深沉兴亡感。吴宓先生幼习欧阳询《九成宫》,字体古雅朴拙。陈诗吴书,可谓双璧。陈、吴二老同为凌道新的老师,吴宓先生将陈寅恪先生的诗题写于凌道新的锦册,是吴宓先生给凌道新的最好纪念,也见证了吴宓先生和凌道新的深厚学谊。

在“文革”中,吴宓先生和凌道新都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,遭到残酷批斗,挑粪、修路、薅田、看厕所、守茅棚,经历了最黑暗的苦难。

即使在思想文化被彻底禁锢的年代,吴宓先生和凌道新也从未中断过学谊交往。他们都深敬陈寅恪先生其人其文。“文革”中,陈寅恪先生和吴宓先生处境均极险恶,不通音讯,但吴宓一直心系陈寅恪先生安危。1967年10月,吴宓先生将陈寅恪先生昔日手写《吴氏园海棠》诗三首“送与新读”,又“以宓1945日记中陈寅恪诗数篇送交新读”。凌道新也出示其所录陈寅恪先生诗作。1971年12月9日,吴宓先生获知陈寅恪先生两年前即已离世,至为悲愤,连夜撰成《陈寅恪先生家谱》交与凌道新保存,并和凌道新“坐谈寅恪兄往事”。

在梁平劳改队,吴宓先生耄年短景,时时于冥冥之中对生命有一种不祥预感:“若有大祸降临我身者!”于是着手于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文字追述,完成了《吴宓自撰年谱》。凌道新读后,即赋诗《读雨僧师自撰年谱》。诗云:  

韦杜城南事早空,贞元朝士梦谁同。  

百年雪上征鸿迹,隔晓花间舞蝶踪。  

学贯东西堪独步,诗侔元白出奇峰。  

辛勤好自名山计,会见灵光鲁殿中。

1972年夏,吴宓先生获准返回重庆北碚西南师院。凌道新感赋七律二首,题曰《送雨僧师自梁平返重庆北碚》。诗云:  

(一)  

萧萧白发任孤吟,车发渝州曙景侵。  

名盛由来招祸累,天高难与料晴阴。  

曾经沧海浑无泪,何处乡园总系心。  

不尽临歧珍重意,此情去住应同深。  

(二)  

世路风波梦一场,客中送客倍凄凉。  

频年思过终何补,万事穷原费考量。  

行旅安排师弟分,迁流难措别离觞。  

清标仰止东篱菊,晚节宁输自在芳。

凌道新送别诗写的已不是简单的别情伤感,而是对吴宓先生凄凉人生的不尽慨叹。

吴宓先生晚年居住西南师院文化村一舍三楼三一一室,北端面东,凌道新居住三一七室,面西,均为十平米左右单间居室,师生咫尺为邻。此时凌道新病情十分危重,境遇十分凄凉。1973年,吴宓先生八十岁寿辰,往日挚友多已凋零,而其他友生或因避祸疏远断绝,不敢往来。然而凌道新没有忘记吴宓先生生日,赋诗七律四首为吴宓先生祝寿,题作《雨僧吾师八秩之庆》。吴宓先生读罢,批注云:“凌道新仁弟祝宓八十寿诗,全篇甚好,仅须修正字句。”并感叹:“此次宓八十寿,仅得新此篇。”  

凌道新诗云:  

(一)  

飘然八十此诗翁,碧海青天历几重。  

洛下声华留后世,杜陵家业继前风。  

霜蹄伏枥心还壮,老干着花态更浓。  

南极寿星须一笑,会昌春好少人同。  

(二)  

驰骋当年尚黑头,词林笔阵擅风流。  

为纾人难恒分廪,饱览世情独倚楼。  

仙侣爱才皆惆怅,使君何事太疑犹。  

元龙今日真强健,百岁能期二十秋。  

(三)  

每忆成都怀抱开,间关万里寇中来。  

学诗有幸开蒙昧,精业无成愧下才。  

江汉风光饶想像,剑南日月再徘徊。  

荏苒三十流年后,又向渝州举寿杯。  

(四)  

回首沧桑应息机,坡仙岂悔不低飞。  

只因咏叹多慷慨,竟使文章出范围。  

弟妹关中存骨肉,甥孙海隅指庭闱。  

门墙忝列辜真赏,犹拜期颐旷代辉。

凌道新在诗中追忆前尘往事,流露出对早年在成都华西坝与吴宓先生相遇相知,请益学诗的最惬意、最难忘岁月的深切眷念,表达了对恩师崇高精神和人格力量的无限敬仰,读之令人潸然泪下。

1974年1月13日,凌道新的苦难人生走到了尽头。吴宓先生惊闻噩耗,悲痛异常,拖着耄耋病残之躯,拄杖亲往西南师院石岗村山上凌家致祭,并拿出刚补发的工资一千元慰问凌道新二子:长子凌梅生,时年十七岁,次子凌昭(现名傅翔),时年九岁。

1977年初,吴宓先生因生活完全不能自理,由胞妹接回陕西泾阳县老家。次年1月17日,吴宓先生在故乡抱憾去世,骨灰葬于安吴堡的嵯峨山下。

岁月沧桑,流年似水,吴宓先生和凌道新离开人世间已快四十个年头了,然而他们的音容笑貌,清晰如昨。回首过去的年代,吴宓先生和凌道新所经历的坎坷人生令人唏嘘不已,他们在苦难人生中表现出来的那一代学人的高贵品格和精神,也几乎成了历史的绝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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